文章分類

2016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棚仔」今生(與來世)




83歲的陳如東(東叔)在「棚仔」經營「大東布業」幾十年了,檔口一匹匹布各式各樣,疊得高高的,砌出一幅流露歲月痕跡的高牆。從一頭黑髮做到髮如銀絲,「棚仔」一眾經者中他資歷最深,「我不想搬更不想結束不賣布,只能說無奈喔!」下年農曆新年過後,有38年歷史的布市場「棚仔」就要拆遷,布匹高牆也要消失了。政府說,原址將會發展興建公屋。






「棚仔」原本於鬧市中隱沒毫不顯眼,現在場內場外掛滿醒目橫額標語,「卅八年辛勞與心血毀於一旦要求原址繼續經營」,也算吸睛。






 「棚仔」正名是「欽州街小販市場」,位於深水埗警署對面。1978年,港英政府要在欽州街興建深水埗地鐵站,遂把原來在欽州街擺檔的一眾布販安排在「棚仔」臨時擺檔至今。






「棚仔」場內環境昏暗,在蜿蜒有如迷宮的通道中踱步,卻有尋幽探秘之趣。這個布料集中地,在高度發展的香港可謂碩果僅存,被視為「本土特色文化」代表之一。






有「棚仔活字典」之稱的東叔,入行至今已逾60年,見證布販行業的興衰。談得興起之時,他還拿出「私伙」裁布用剪刀讓記者欣賞。






最左面的狗牙剪專剪花邊鋸,上方兩把深啡傳統剪刀則已陪伴東叔60多年,「當年洋鉸剪成千蚊好貴,我買唔起,只好買傳的」,下方的洋剪刀則是後來才買的。






東叔檔口一隅陳列不少相片。已屆耄耋之年他自豪說:「我參加『行路上廣州』21年了!」






蘇先生夫婦倆(右一、右二)的檔口就在東叔檔口附近,開檔10多年。蘇先生是場內33名合資格登記非持牌布販之一,按政府方案,可以市價八折約4,000元在通州街街市租舖,但他指租金實在太貴:「除非最高是市價兩成左右的租金,否則根本做不下去!」若方案最後落實,他指會放棄經營並領取一筆過6萬元特惠金。






蘇太正和一名時裝設計學生計算布匹價錢。現今世代買布做衫的人絕無僅有,棚仔顧客多為時裝設計師和學生。蘇太指,去年棚仔拆遷話題引公眾關注,棚仔變得很旺,過了一年熱度已減退,場內人流目前常常頗冷清。






問蘇先生為何檔名叫「曾記」,他笑指:「都係隨便改,做小販呢啲改咩名都無所謂啦!」棚仔場內共有192個檔口,但不少檔口都無人看檔,大多數檔口都留下聯絡電話的牌子,以防走失生意。夏天時場內窄巷無冷氣令人悶熱,市場本身以及不少檔口只能備有風扇消暑。






蘇太剪了一段布賣給學生後,正把重甸甸的布匹推回原位。布檔賣的包括紗布、綿布、絨布等等,包羅萬有。






正談得起勁,蘇先生忽然指有議員這個時候前來棚仔開會,隨即帶著記者去旁聽。這時是129日傍晚,深水埗下白田區區議員甄啟榮(左三)與「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主席、棚仔布販何應開(左二)等正在商討後續抗爭行動。他們計劃1213日立法會食安環衛委員會開會討論棚仔拆遷議題時,全體休業一天前去請願。






棚仔現有21名持牌布販,多數選擇交回牌照領特惠金。另外目前留守棚仔的有50名布販,全屬非持牌經營,當中更有17人不獲食環署登記承認為經營者,不符獲遷置賠資格。商販關注組準備了申訴書,預備立法會開會時為該17人申訴。






政府計劃把布販安置到離棚仔200多米外的「通州街臨時街市」繼續經營。街市位置較棚仔偏僻,在天橋底下與一街露宿者為鄰。街市已於201611月起關閉改建,現場可見有清潔工在清理街市。







棚仔遷往新址後,這個「本土文化代表」會否再次步向光明前路,還是有如千匹布一下給易燃物點著,燃成灰燼後瞬間徹底消失?下年自有分曉。




2016年7月7日 星期四

曾遭國安軟禁 屢向京官索料 一身豪氣搶獨家——《蘋果》副總編輯蔣美紅專訪


蔣美紅(左)2007年採訪時任台灣立法院長王金平後合照。



一頭俐落短髮,一雙銳利眼睛,蔣美紅外表不高,身材圓潤,動靜卻予人一種女中豪傑的感覺。暱稱「蔣美人」的蔣美紅,怎麼看也跟「我見猶憐」的柔弱美人扯不上關係;與中共權貴打交道,遭「強力部門」軟禁北京別墅一星期,「沙士」爆發期間北上「非法採訪」……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跑新聞20多年,「美人」換來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一身豪氣。已屆天命之年,現身為「反共媒體」《蘋果日報》副總編輯的她,主管《蘋果》中國版,一時天津大爆炸,一時李波「被失蹤」,編輯室內「坐堂」的她每每指揮若定,與下屬談笑風生間,各種悲歡離合光怪陸離,已然高效、企理、真實地躍然電子媒介和印刷紙張上。

不為強權競折腰,《蘋果》中國版嘻笑怒罵,於蔣美紅領導下開闢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來。這位副老總搜挖大人物故事經驗多多,輪到自身故事被挖時,卻也毫不含糊,不用事前準備,已能對小記滔滔不絕談上半天;說到精彩處時更是神采飛揚,聲音語速也情不自禁有所提高。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蔣美紅出生於福建廈門一個歸國華僑家庭裡。當時正值文革發動之初,全國皆陷入瘋狂階級鬥爭中;然而這些華僑家庭所居住和工作的福建華僑農場,受的影響卻相對較小。「我現在只記得外公有被人批鬥過……整體來說,小時候家庭環境還算不錯,有得去上學接受教育,還能有印尼的親人來探我們帶來蛋糕等,讓我能食盡好嘢……」

文革正式結束後,內地對歸國華僑實行「來去自由」政策;蔣美紅一家遂於1979年透過此政策移居來港,展開新生活。她就讀位於樂富的潔心林炳炎中學,初中時受到中文老師影響鼓勵,開始喜歡閱讀:「那時喜歡看文學,例如小思的香港文學。」

就是初中時期,蔣美紅迎來其人生一個重要轉捩點——接觸《天讎》。

「我記得當年在田園(書屋)買這本書,看完感覺晴天霹靂,」30多年後蔣美紅說起《天讎》,聲音內彷彿仍有那種震動人心的感覺。

《天讎》完整書名為《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1972年完書出版,最初為英文寫作的文革紀實長篇小說,後有中文譯本。作者凌耿(原名郭坤仁)以紅衛兵(福建「廈八中」頭目)第一人稱寫作,詳實記錄1966至68年文革最瘋狂鬥爭時期的各種所見所聞,包括批鬥時為福建省頭號人物葉飛、到北京串連、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頭攢動謁見毛主席、批鬥國家前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數百名不同派系紅衛兵持械武鬥廝殺殘忍場面,最後凌耿18歲女友「梅梅」擔任戰場護士卻不幸中彈身亡,導致同齡的凌耿萬念俱灰跳海游泳至「大膽島」金門,投奔台灣成為當年國民黨樣板宣傳人物……

《天讎》可謂當年大陸境外第一本詳盡描述記錄文革情景的書,曾獲美國《紐約時報》和台灣已故前總統蔣經國推薦(但後來因此書與台灣方面對文革宣傳的形象相違背,因此在台灣曾一度被禁),並對不少在大陸外的華人產生強烈衝擊,包括蔣美紅:「以往我雖身處大陸生活,不過一來當時年紀尚小,二來福建的華僑農場當時不太受文革干擾影響,我其實不太清楚農場外邊原來會這般混亂和恐怖!」

自此,蔣美紅終於對以往認識的大陸完全改觀;然而大陸真實的一面未有嚇怕這位十八出頭的少女,反而更激發她對國情認知的興趣:「《天讎》是一本衝擊我的書,令我對自己生活的國家感到好奇。」除了開始閱讀《百姓》、《爭鳴》、《開放》等以中國政治為主題的雜誌外,她更會打暑期工賺錢,然後與三五知己一起周遊大陸旅行,足跡遍及華東華中、黃山華山等。過程中,她也開始立志做記者跑中國新聞的目標。

到了中六填報大學時,「小思(香港作家)當年填報志願入大學,為顯示決心,所有志願都填上了中大新亞書院中文系;我也有樣學樣,志願只填了中大新聞系。」然而,她最後卻未能考上,惟有先出來打工,其中她曾到地區星報工作一年多,初嘗當記者的滋味。

(註:八十年代時中文大學實行四年制,因此學生於中六時便可報考;香港大學則為三年制,學生一般於中七時才報考)

直到1989年,蔣美紅的母校潔心中學得到5個保送入樹仁學院的名額。「時任李杏芳校長打電話給已經畢業的我,說可以給我一個名額。」蔣美紅就這樣得到機會,填志願時再次只填報新聞系,最後順利考上;同年卻發生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慘案;「六四更加深我想了解中國的盼望。」而她在樹仁就讀期間曾在《文匯報》實習:「《文匯報》社論在六四前夕開天窗,那時候令我對這份報紙產生興趣。」

畢業後,蔣美紅曾在《南華經濟》、《成報》任中國記者;至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她被挖角至這個反共反政府媒體,專職財經版並負責跑中國經濟新聞。到九七回歸那年,她又轉職到《明報》,先做財經版,後做中國版。這段時期,蔣美紅憑著天份和努力,積極擴展自己在內地的人脈。「我每個月經常跑北京、上海等地,當時跟北京部委官員和地方官員漸漸熟諗,因此我常常能收到獨家消息,例如國家外管局(外匯管理局)局長跳樓身亡、國家發債規模等等。」她又笑著總結指,自己於90年代有接觸的內地人士,現時下場大致可歸納成3類人:「一是現在升官發財的,如王歧山(現任中紀委書記)、周小川(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等等;一是正在坐監的,還有就是已經退隱山林的。」

不過蔣美紅也指,她常常這樣做出國內政經的獨家報道,從此便被國安(國家安全部)的人盯上,甚至會遭人從旁緊貼或跟蹤:「我鄉下的人也曾受牽連。」至1999年她一次北上時,為測試北京國安有否盯上她,因此先到深圳再飛到北京,然而甫抵京卻出現大新聞——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發表了著名的「兩國論」:「報館(明報)見我已在北京,立刻要我去『八』兩國論相關的料。」她於是到外交部等地方收料,過程中「一直都無事」。

其後有一晚,她相約了某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到北京建國飯店用晚膳。「那裡有間西餐廳,他『請食飯當長輩』,最後吃了千幾元(人民幣),還真夠豪的!」然後她開始感覺不對勁。「我發現自己被人跟蹤……晚飯後我約了其他人到飯店的酒吧飲酒和食夜宵。離開打開酒吧大門時,有幾個人突然從後貼住我。」她繪聲繪影地形容,那些國安要她跟他們「走一趟」,然後就「夾」了她直往後樓梯走,並從飯店的後門走出來,那裡已經有輛國安的車在候著她。「我雙眼被蒙著……也不知他們要帶我哪裡。我感覺那輛車走的路很顛簸,一時上山一時下山那樣的,但我辨別不了方向,也不知時間。」

最後,蔣美紅被國安帶到了北京附近某處偏僻的別墅裡軟禁。「那些人問我本身做甚麼,過往有甚麼經歷,來北京要做甚麼等等,要我一一如實報告。」她指那些國安不斷逼問,她是否向前國家副主席兒子索取甚麼國家機密,但她回應兩人只是在談兩國論,並無其他,「後來我終於說得那些人都覺得不涉甚麼國家機密了」。

不過,國安行動如此大費周章,總不會就此輕易放人。蔣美紅指,那些人還要測試她說話孰真孰假,似要從中找尋漏洞,以便找到罪狀加諸她身上。她又指當局為監視她,並防止她逃走或是自殺,還專門派了兩名「大媽」去看護她。「我還記得在別墅房間裡,大媽和我都覺得太悶,於是常常聊天,例如我們會說說王菲的事……」她現在回憶說著也不禁莞爾。

過了7天軟禁生活,蔣美紅最後被要求寫悔過書。「我跟那些人也開始熟絡了,他們之前還和我一起吃飯……離開時還一路『保送』我都機場呢。」這樣子讓國安活捉軟禁,整個過程雖然讓人聽來感覺有點毛骨悚然,然而蔣美紅對此娓娓道來時,語氣卻是頗為亢奮。「小時候我看過不少講特務的書和故事,當時我實際感覺自己活像川島芳子那樣的日本特務……老實說還是覺得挺刺激的!」

對蔣美紅來說,刺激的還有搶報突發獨家新聞,而這往往也能顯示記者的能力和勤力積極態度;其中一次最令她深刻的,是2003年沙士期間,她為《明報》上大陸採訪了一則禽流感「故仔」。

話說當年2月份某日一個下午,香港不少媒體均收到消息,指一個本港家庭此前曾到過福建,結果孩子在當地死於禽流感,父親染病回港醫治無效也告死亡。內地當局當時要隱瞞各類疫情,加上此事牽涉中港兩地,《明報》港聞與中國版記者都加緊努力積極挖料;直至當日傍晚7時半左右,終於知道肇事地點為福建福州附近的平潭島,於是蔣美紅與一名女攝記黃寶群便被派前赴採訪。「我此前做開大陸靜態新聞,這還是我第一次做大陸突發呢!」

由於已入夜,一般媒體的做法,應是坐第二天在香港或深圳機場最早起飛的航班前赴福建。「不過我想,這樣子要第二天下午才能到達目的地,真是『蚊都訓』!」她於是當機立斷,提出立刻出發趕到深圳坐車去福州,並獲得上司同意。她和黃寶群兩人遂「快手快腳」,在深圳羅湖坐上大巴,通宵熬了8個小時後,終在第二日天還未亮時到達福州。兩個爽快女子其後冒著寒風,在當日最早一班渡輪上一路站著到平潭島。「到了島上,我們嘗試截順風車……結果卻找來一輛電單車,便叫司機載我們到縣城內最大的醫院,司機還以為我們是被派往島上的護士呢!」她們於早上9時來到醫院,更順利找到主診醫生,證實該家庭中的女童在島上死亡。

醫生及後又幫忙聯絡上女童於縣城居住的外婆,後者指女童已在島上的「鄉下」一處廟內安放著!她倆不顧三七二十一,立刻飛車前赴「鄉下」,先找到女童嫲嫲的家。「那時嫲嫲還躺在床上睡覺……她起來說女童已經下葬了!」於是,嫲嫲便帶她倆到位於附近農田的女童墳頭察看並拍照:「未有其他行家前來……真是發達了!」

當她們下午回到縣城時,才發現香港媒體的行家們終於「姍姍來遲」坐飛機到達;不過由於一時太多記者來勢洶洶,加上當地衛生部門的人員已同時被「吸引」過來,想要制止記者曝光疫情,醫生和醫院方面也沒好氣再對其他行家透露甚麼。在行家剛開始「索料」的同時,蔣美紅兩人卻已經完成任務,可以「拍拍屁股」離開了。回港後,蔣美紅還獲得《明報》編輯部頒發該月的「最有貢獻獎」,以表揚她做了這則獨家報道。

不過,蔣美紅雖然獲得公司讚賞,但她卻在同年離開了《明報》。「我做得那麼辛苦,公司當年居然還要減我人工!我當時的感覺是:『我咁努力,上面都唔識貨!』……加上我再忍受不了我上司那種覺得你有用便討你好,覺得你無用就變臉的態度,於是我便辭職了。」

離開《明報》後,因著之前的不快經歷連帶對傳媒行業感到失望,蔣美紅遂轉行,並找了公關的工作做。不過做了很短時間後,她便覺得公關工作不適合自己:「像是整日在做『弄虛作假』的工作!」

2003年初,當時擁有《成報》的「殼王」陳國強,在長期虧蝕下將75%股權售予商人吳征旗下的陽光文化。轉手後不久,蔣美紅在《成報》的行家朋友邀她過檔,她便從公關行業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最後還是感覺自己做記者較適合。」然而《成報》的銷量一向落後本港其他報紙:「我漸漸覺得,即使是做了獨家,在《成報》根本也沒甚麼人會看……感覺不太好。」

在《成報》一段時間過後,《蘋果日報》在創辦人黎智英帶領下,開始注重中國和國際新聞。「肥佬(指黎智英)當年要發展中國經貿版,正在擴展部門人手。」這個背景下,蔣美紅再次被挖角重回《蘋果》,並一直留下直至現在;而她在《蘋果》也因表現突出,從採訪主任升至副總編輯,現時主管中國版。

從跑新聞到晉身傳媒管理層,蔣美紅坦言以往從沒想過,現在行有餘力仍會做採訪和寫稿。「人家做管理層看上去很高高在上的,但我喜歡親力親為。」習近平上台後,內地近年不斷加強媒體管制,今年初更提出「媒體姓黨」的號令;而不少香港傳統媒體近年也有染紅趨勢,受壓下立場也轉趨親共。《蘋果》一向被中共視為香港主要「反對派」傳統媒體,作為其中國版主管會否感覺壓力日增?「這個倒不會。以往跑慣中國新聞,累積經驗下會懂得判斷大陸政治氣候。只要不涉『紅頭文件』或國家機密,基本仍然無問題。而在《蘋果》內部,也暫未見上面的更高層人士施壓要求改變一貫編採立場。」

現時互聯網發展迅速,各類新聞資訊可輕易免費得到,加上激烈競爭和各式打壓等,令媒體行業賺錢艱難;尤其則重文字、被稱為「紙媒」的印刷媒體近期更屢傳停刊、裁員等消息,堪稱已成夕陽行業。《蘋果》經營現況如何?蔣美紅指公司已不斷在積極轉型:「我們是(本港)最早開始轉型的紙媒之一,2009年起開始製作動新聞,2013年增加網上即時新聞……不過現時買報紙的人愈來愈少,報紙蝕錢嚴重,只得暫時靠網上媒體部份『拉上補下』。」據悉《蘋果》每日出紙量由一年前的15、16萬下跌至現時的13、14萬,且有持續下跌趨勢,對此狀況,《蘋果》會否像其母公司「壹傳媒」旗下《忽然一週》、《Face》等雜誌般面臨停刊?「短期也不會。事實上,肥佬今年初曾經向我們透露過,報紙是『蝕少當賺』,暫時無論如何都會繼續做下去。」

不過蔣美紅也感嘆,現時為減省成本,報紙也要「cut紙」,厚度「真是薄過M巾」。而面對網上媒體激烈競爭,《蘋果》發展出「Hit rate」文化,並因此為人詬病,蔣承認是有不足之處:「催谷『Hit rate』下,做新聞既要求快也要求量,質素有時自然不太好,也會出現錯漏。」有指《蘋果》新聞取向有時予人較低俗感覺,對此蔣則指:「我們致力做到『新聞多樣化』,不想扮清高,只要是報道事實,不弄虛作假便行。」

老一輩新聞人相信,要當一個好記者,須有「鐵腳、馬眼、神仙肚」的本事,由此也可知記者行業工時長和工作辛苦的本質。那麼,蔣美紅還有時間顧好家庭嗎?「我老公本身在內地設廠做生意,我一直專職國內新聞,其實他也要冒一定風險……不過他一直很支持我,我也很多謝他……還有就是我們沒有小朋友,我才可有時間專注工作。」她又指:「我現在還會有時間煮飯和照顧母親……最緊要是懂得分配好時間。」這位「蔣美人」到了最後,依然繼續流露女強人本色。


後記:

訪問結束後翌日凌晨接近2時,當小記準備入夢時,手機卻忽然一震;打開一看,蔣美紅透過Whatsapp傳來訊息:「俾好野你睇。」然後是一張照片,內容為一則發了黃的剪報——刊於2003年3月7日《明報》的「編輯室手記」。記者用惺忪的雙眼細閱,筆名「戴胡子」的《明報》前副老總阮紀宏,在手記裡提及蔣美紅領取編輯部每月獎項的事;而手記的最後一段,則這樣記述:

「做記者的,決定去採訪以及寫稿的時候,絕對沒有想過得獎的事,只會想如何最快到達現場,如何得到最多的消息,這是對讀者負責任的態度,也是對自己熱愛的事業的尊重。至於得獎,就好像賣(買)一張慈善獎券,本來想的是做善事,結果得了個熨斗或者皮帶的獎品一樣。」

「你們《蘋果》現在有這樣的獎嗎?」小記回了一句。

「無。晚安了。」

小記心想:這位蔣副老總是在送我一張珍藏13年、泛黃過期的慈善獎券嗎?想著想著,小記鬥不過睡魔,睡著了……



2016年1月6日 星期三

澳洲工作假期陷阱多 華人黑工問題嚴重



在外國打工賺錢,然後四處遊歷認識外國文化,是時下不少香港年輕人的夢想。澳洲為工作假期熱門地之一,勞工處統計去年有過萬香港年輕人前往澳洲體驗生活。然而看似美好的工作假期背後也暗藏辛酸,其中當地華人黑工問題嚴重,有參加者甘願長時間接受低於當地法定最低工資人工工作,甚至被老闆拖糧,需用上一個月時間每日到老闆家門前追數。有過來人認為,英文水平不佳是工作假期參加者常被當地僱主剝削主因。

根據定義,即使持有合法的澳洲工作假期簽證,但只要僱主沒為僱員報稅、沒登記強積金或沒買勞工保險,僱員都會一律被視作當地「黑工」,不受當地勞工法例保障。而當地去年7月起最低工資時薪為16.87澳元,至今年7月再調升至17.29澳元(即約95港幣),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報告,扣除稅項及生活費差別後其基本薪資為已開發世界最高。

本身做Sales的阿平從20134月起到澳洲體驗了兩年的工作假期。他回憶起剛到埗時人生路不熟,不懂怎樣找好工,又自認沒甚麼專長,初初試過到帕斯做農場黑工負責折枝摘水果,卻有不快經驗。「我們沒有簽contract,也沒有填tax file form報稅。老闆會記下我哪日有工作和摘了多少水果。我們有口頭約定每星期老闆結算付人工,但老闆卻持續拖糧,我在轉工後還要日日駕車親自到他家追數,追了足足一個月。」老闆逐少逐少付回人工,但最後始終仍欠他一千多澳元。那麼還有打算尋求協助追討這筆錢嗎?「這筆太少就無謂了,始終太麻煩,如果欠太多我都會去找FWCFair Work Commission,澳洲平等工作委員會)幫忙追。」

他續指,其後他在墨爾本一間華人餐廳的廚房工作,時薪只有10澳元。「我也不太看重人工多少了,最緊要是有糧出,始終競爭大……每日都有人搵工,初初出低過最低工資有華人黎做,之後愈出愈低都仲有人做,聽過有餐廳用8蚊澳紙時薪、低過最低工資一半都請到華人侍應。」後來他逗留時間長了,也開始在當地認識不少新朋友,始接收到不少有用資訊幫助找工作。最後兩年間他只有一半時間在做黑工,自言幸運。他坦言「最好要埋堆」,對於多數華人參加者被剝削又不發聲,他認為都是怕麻煩心態導致。「做夠兩個月夠錢,就轉去第二個地方玩同搵新工,鍾意換下環境,都廢事攪咁多野。」澳洲工作假期參加者需於逗留滿88日及一年時續簽VISA,過程會怕被捉嗎?「太多人參加申請了,當局也只會很偶爾隨機抽樣檢查工作證明。」他又指,做黑工很多時無憑無據,即使舉報當地執法部門仍難以執法。「況且都是向僱主罰款,不舉報把本來罰款的錢部份給回我們更好啦!」

Chris20145月起到澳洲參加工作假期。他坦言逗留澳洲一年時間都在做黑工。「初期在墨爾本做Cafe店員和華人酒樓店面,時薪分別1511澳元。」大學讀IT的他最後於當地找到一份程式員工作,但依舊是黑工。「若果是當地人,我想我的程式員工作周薪至少為1,4001,500澳元(包稅),但現在公司看我是華人,出給我的周薪只有600多澳元,稍低過最低工資。公司沒有為我報稅,但正常員工實質收入仍高我至少一半。」但他也感覺算幸運,因很多華人在當地是做農場、家務助理和餐飲等較勞動的辛苦黑工,而他可在寫字樓工作則已較為舒服。

除黑工外,他也屢有聽聞其他剝削手法:「我有聽過有農場提供只包食宿沒人工的工作……也有舉辦Course說體驗農場生活,需要付錢參加,最後農場只付回比報名費多少少的『薪水』給你,其實即是變相做廉價勞工。」對於被剝削,他稱主要是因為不少參加工作假期的年輕華人沒甚麼技能,以及英文差所致,「我算是有技能懂寫程式都被壓價。」而他認為自己的英文程度在華人圈子裡已算高,「但比起當地人自然仍差一大截,始終不能說Native English,你想應徵一些較高薪的工作如高級餐廳侍應等也沒有競爭力」。他也指,個人若真的要去舉報投訴僱主也有困難。「你要應付不少法律文件,又要撰寫長篇英文去舉證等,英文沒一定程度會很麻煩。」

那麼,香港參加者有否嘗試聯合成立組織,一起為反對遭剝削而發聲?Chris則語帶幽默地說:「是有組織的,但最後都感覺效用不大,多數時間都在一起商討周圍去玩的事情……或許,『港豬』就是這樣練成的,哈哈。」

今年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曾就香港青年人參加澳洲工作假期遭剝削等情形,向立法會作書面回應,指出當局未有備存過去3年香港年青人在外工作假期的求助數字。而政府過往推廣工作假期計劃時,已不斷提醒參加者在外地時要購買保險和必須遵守當地法律等。參加者如遇上僱傭問題,應盡快向當地政府部門求助,以便跟進。

另一方面,職工盟過去一直關注澳洲工作假期陷阱問題,今年10月才舉辦講座說明「8大陷阱」,包括黑工、拖糧欠薪、試工無薪等。記者日前向職工盟查詢,其代表何先生指,最近職工盟與國際工會聯盟達成協議,如果職工盟會員在外地遇上打工陷阱需要求助時,他們可即時聯絡當地工會處理問題。而職工盟也會積極做政策倡議工作,將向政府提倡完善對工作假期參加者的保障,但具體內容仍在研究中。他們也希望可一洗風氣,繼續教育年青人不要做黑工「鋋而走險」。然而職工盟的教育工作或許會面臨挑戰,因澳洲的工作假期背包客原本在當地享有的稅務居民資格,將會於2016年7月起取消,參加者本來的$18,200入息稅免稅額度及其後19%的稅率,將改為所有收入須至少繳納32.5%高稅率的稅款,收入過低下或誘發更多逃稅華人黑工出現。


.阿平對澳洲農場老闆拖數仍感無奈。

Chris認為英語能力不佳是華人工作假期參加者被僱主剝削主因之一。'

.到澳洲體驗工作假期是不少香港年輕人夢想。    互聯網